《红岩》是现代作家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了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形势下，重庆的国民党当局疯狂镇压共产党人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着重表现以齐晓轩、许云峰、江雪琴等共产党人在狱中所进行的英勇战斗，虽然最后惨遭杀害，但却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据不完全统计，《红岩》从1961年问世至今，几十年时间共发行1000多万册；《红岩》中革命英烈的英雄事迹，更是通过影视媒体的广泛传播，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生动教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说《红岩》是红色文学经典中，社会影响最大、受众群体最广、反响最为热烈的一部作品，它以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坚定、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形象化地讲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艰苦卓绝的光辉历史，直到今天，仍然鼓舞着中国人民初心不改的政治信念。

　　《红岩》（节选）

　　决斗的时刻，愈来愈近。今晚，从敌人慌乱的行动中，使人感到时机分外紧迫。楼七室除了余新江和几个学生监视着牢门，其余的人都沉默不言，暗自准备着随时接受行动的命令。

　　呼——呼——

　　一阵狂风卷过，寒气阵阵袭来，崛立在签子门边的余新江浑身发冷，禁不住颤抖了一下。屋瓦上响起了哗哗哗的声音，击打在人的心上。是暴雨？这声音比暴雨更响，更加嘈杂，更加猛烈。“冰雹！”余新江听见有人悄声喊着。他也侧耳细听那屋瓦上的响声，在沉静的寒气里，在劈打屋顶的冰雹急响中，忽然听出一种隆隆的轰鸣。这声音夹杂在冰雹之中，时大时小。余新江渐渐想起，刚才在冰雹之前的狂风呼啸中，似乎也曾听到这种响声，只是不如现在这样清晰，这样接近；因为他专注地观察敌人，所以未曾引起注意。这隆隆的轰鸣，是风雪中的雷声么？余新江暗自猜想着：在这隆冬季节，不该出现雷鸣啊！难道是敌人在爆破工厂，毁灭山城了么？忽然，余新江冰冷的脸上，露出狂喜，他的手心激动得冒出了汗水。他突然一转身，面对着全室的人，眼里不可抑制地涌出滚烫的泪水。

　　“听！炮声，解放军的炮声！”

　　似乎证明他估计的正确，耳边又传来一阵春雷般的响声。这声音，这人民翻身的声音，他们已经期待了多少个白天和晚上，当它突然出现的时候，怎不引起强烈的反应。几天以前，和地下党还有联系的时候，他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已经入川，可是谁能想到，胜利的炮声，今夜就传入耳鼓。

　　一股强大的力量，猛然从每个人心中升起，立刻汇成了巨大的力量的洪流。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荡气回肠的《红梅赞》，曾令几代中国人热血沸腾、如痴如醉；而一部慷慨悲壮的小说《红岩》，则更是令广大读者心潮澎湃、难以释怀。

　　《红岩》背后的历史事件

　　小说《红岩》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1948年初，重庆“文城书店”地下联络站负责人任达哉被捕叛变，重庆乃至四川地下党遭受重创。由于任达哉的突然叛变，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被敌人诱捕，特务守候在许建业任职的“志成公司”，很快又抓捕了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紧接着，中共川东农村武装暴动负责人李忠良、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冉益智、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中共川康工委书记蒲华辅等人也先后被捕叛变，又供出了陈然、江竹筠、李青林等133名中共地下党员。仅仅几个月时间，就使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毁灭性打击。在这133位被捕的地下党员中，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刑讯逼供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意志刚强、视死如归，就连特务头子徐远举都不得不承认，“在这些被捕的共产党员中，就我接触所及，大部分党员阶级立场坚定，节操高尚，叛变投降的只有少数人，如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小说《红岩》塑造了众多共产党人的正面形象，比如，许云峰的人物原型许建业烈士，就是一个威武不屈、铮铮铁骨的革命英雄。许建业是中共重庆市工委委员，罗广斌在写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说，他“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徐远举也说，“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许建业，在残酷的拷打之下，那种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更令人敬佩不已。许建业被捕后，不管我用多么严酷的毒刑，都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许建业在英勇就义时，一路高唱国际歌，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些立足旁观的普通民众，无不为之动容流泪。又如，小说《红岩》里“江姐”的人物原型江竹筠，牺牲时年仅29岁。敌人为了让她供出党的秘密，把她十个手指都钉满了竹签，可是江竹筠却一声不吭、绝不屈服，那种顽强的革命意志令所有在场的特务都感到震撼。再如，小说《红岩》里刘思扬的人物原型刘国志，出身于富贵之家却选择了革命，被捕以后家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营救，可他就是不签“脱党声明”，他对家人说：“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有死；我如果背叛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毫无疑问，许建业、江竹筠以及刘国志等人，称得上是真正有信仰的共产党人；无论“红梅赞”还是“绣红旗”，其雄浑悲壮、荡气回肠的音乐旋律，都是一曲曲为他们所谱写的英雄颂歌。

　　小说作者的《红岩》情结

　　小说《红岩》是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共同撰写的，他们三人都曾是川东地下党员，因叛徒出卖而被关进过渣滓洞或白公馆，他们是极少数能够活下来的历史见证者。正是由于三位作者在渣滓洞或白公馆里，目睹了一个个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所以重庆刚一解放，他们就开始撰文去宣传这些革命英烈的英雄事迹，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些革命先烈，为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从1950年6月开始，罗广斌便与刘德彬、杨益言进行合作，在重庆《大众文艺》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第一次让广大读者了解了被囚禁在渣滓洞与白公馆里的共产党人的斗争生活。1958年，他们三人又再度联手撰写了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发表在《红旗飘飘》第6集上，这是小说《红岩》的最初样本。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因此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他们将这个故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经过他们三人与编辑三个月时间的闭门写作，最终完成了这部41万字的经典力作。

　　小说取名《红岩》，有着深刻地思想寓意：“红”象征着中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岩”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战胜的坚强意志。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为了宣传《红岩》精神，用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虽九死而犹未悔”来形容也不为过。在有些人看来，渣滓洞与白公馆中的共产党人，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英勇牺牲了，他们却能够活着逃出来，是不是“叛徒”还无法确定。所以，刘德彬1958年在“反右”运动中首先受到了冲击，并被取消了小说《红岩》的署名权。罗广斌更是饱受精神折磨，《在烈火中永生》和《红岩》使他一夜成名，可是某些人却始终都对他存有戒心。另一位作者，杨益言也是以同样的罪名受到了冲击。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出身于成都的一个豪门家庭，却毅然投身革命，在江竹筠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有研究者认为，小说《红岩》里刘思扬的人物原型是刘国志，在笔者看来，刘思扬其实就是罗广斌本人，不妨举一个例子：在小说《红岩》里，刘思扬被家人花钱保释了出来，后来因为他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又被特务抓了回来。而这一点，恰恰是罗广斌本人的经历写照。罗广斌也是由哥哥罗广文保释出来的，据同罗广斌关在一间牢房里的周建平回忆：“罗广斌这青年有骨气，他始终不肯交出组织关系。7月，他被家人保释出去，但第二处必须要他写一份自白书或者悔过书，他仍然一个字不肯写，宁愿回到这里来，所以又抱着铺盖来坐牢。”这使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问题：报告文学取名为《在烈火中永生》，为了纪念已经罹难的革命烈士，“永生”象征着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垂史册；而小说取名为《红岩》，则是在说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具有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与坚不可摧的政治信念。由此可见，罗广斌一生都在宣传“红岩”英烈，目的就是要去告诉广大读者，所有被囚禁在渣滓洞与白公馆里的共产党人，信仰坚定、立场鲜明的革命者，他们没有一个人玷污过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他们都是许云峰、江姐式的革命英雄。这既是小说《红岩》的创作主题，也是罗广斌等人内心深处的《红岩》情结。

　　小说《红岩》的经典价值

　　小说《红岩》是一部题材十分独特的“红色经典”，它以革命先烈在敌人监狱中的英勇斗争为题材，形象化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前仆后继、无私奉献、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它既是“一曲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赞歌”，同时也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教科书”。这部作品的经典价值，就在于作者以历史在场者的切身体验，向读者讲述了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品质，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